“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出自宋代杨万里的《过松源晨炊漆公店》。该诗中他借景抒情，把“山中景”转换为“世之情”“世之难”，崇山峻岭有诸多困难要去面对，要去克服。正所谓“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不要说从山岭上下来就没有困难，骗得前来爬山的人白白地欢喜一场，好比行走在群山的环抱之中，你刚攀过一座山，另一座山立刻出现阻拦去路。这首诗充分表达了诗人敢于直面问题的勇气，敢于接受挑战的信心以及不敢安于现状的警醒意识。
中华文化自古就有不惧危难、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从来就不缺居安思危、勇于进取的人文基因，历来就有崇尚攻坚克难、务实笃行的价值传统。儒家哲学的君子人格理想，一方面是要修身养德，要求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另一方面就是主张经世济民，治国理政，实干兴邦，注重政绩，要求做一个有事功的人。在事功方面，儒家主张的君子行为乃是“刚健有为”的行为，有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与执着，同时能够把握顺天应人之道，革故鼎新，直面问题，化为笃实的行为，超越日常生活的困境。
不惧危难、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自古有之。孔子一生颠沛流离，“孔颜之乐”的精神乃是不畏贫寒，不惧危难，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安贫乐道”，追求自我生命境界。儒家将勇猛精进的道德精神融入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之中，激励着历代志士仁人要敢于面对困难，敢于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屈原在《离骚》中慨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千古名言正是中华民族不畏艰辛、砥砺前行的生动写照。不惧危难、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离不开执着不变的坚定信念，永不言弃的坚强意志。清代郑板桥那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正是信念不改，执着不变的斗争精神体现。
居安思危、勇于进取的人文基因历久弥新。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周易·系辞下》所谓“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说的正是这样的道理。孟子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真切地告诉我们，要始终怀有忧患意识，不思进取、贪图安逸往往是倒退和灭亡的开始。唐代魏征在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中说：“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意思是说只有充满忧患意识，克勤克俭，才能成就盛世之道。苏轼在《晁错论》中也讲到“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之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晁错被杀正是对潜藏的隐患缺少洞见，可谓自取其祸。
中华民族历来有着崇尚务实笃行、实事求是的人文传统。荀子曾言“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特别强调不仅要善于从道理处通晓学习，还要善于从疑难处解决问题。王充在《论衡》中主张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实事疾妄的科学精神亘古流传。我国古代贤人主张践履笃行、崇实力行的思想十分丰富，如刘基有“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的精辟论断，唐甄在《潜书》中还论述了“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的实干主张，他在山西做知县时候，为了动员百姓种桑养蚕，挨家挨户做工作，一纸文书通告未发，就在三旬之内种桑80余万株，他的成功经验便是“为政贵在行”。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直面问题、不惧挑战、敢于斗争作为政党的自我要求和境界追求。正如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中所写的那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始终保持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七律·长征》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壮志豪情，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不畏惧、迎难而上、乐观向上的精神。邓小平曾把无产阶级革命道德概括为“革命加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这五种精神道出了无产阶级的精神本色。永葆革命的斗争精神不仅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还离不开顽强的斗争意志，不仅要养成革命斗争的浩然之气，还要永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笃志前行，虽远必达。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新时代，我们在奋进新征程中必然要面对前进道路上“一山放出一山拦”的各种风险考验，只要我们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就一定能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抵达新的发展境界。我们要从伟大成就中激发奋进力量，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
（作者系杭州市委党校文化学与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
编辑：祝云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