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与山阴“两庵”的隔代回响
明代中晚期的绍兴府山阴县，钟灵毓秀，翘楚辈出。除了自嘲为“南腔北调人”的旷世奇才徐渭（-）外，还有与其精神风骨相似、审美趣尚相近、创作旨归相承的“两庵”，即自号“谑庵”的王思任（字季重，-）和自号“陶庵”（又别号“蝶庵”）的张岱（字宗子，-）。尽管徐渭生前与山阴“两庵”没有交集，但由于地缘近、人缘亲，他们三位都是阳明心学的“铁杆粉丝”，心照神交，文脉赓续，血脉相融，其背后所蕴含的隔代回响，至真至诚。
一
●刘孟达
一
五百年前，徐渭出生在一个走向没落的官绅家庭，系其父徐鏓与继室之婢女所生，天赋异禀却少孤失怙。他幼学夙成，不仅书画、诗文、戏曲等卓绝非凡，还懂得做“师爷”，屡献奇谋平海盗、败倭寇。但是，徐渭生前屡试不第，怀信侘傺，一辈子与抑郁、彷徨和愤懑相伴。至晚年，他更是形单影只，老病缠身，落寞潦倒。去世时，唯有一条家犬相伴。
二十年后，“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游越，在好友陶望龄家无意中看到徐渭的诗文稿，读了几篇，竟拍案叫绝，赞叹不已。之后，袁宏道极力搜罗、大力揄扬徐渭，并写下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徐文长传》。由于袁氏当时在文坛的巨大影响力，徐渭便声誉鹊起，名闻遐迩，继而成为当时文人墨客的仰慕者。从此，徐渭就像一只从草丛里惊起的云雀，倏然飞向蔚蓝的天空，化作鲲鹏，翱翔于云端。
先来看徐渭和王思任。迄今，没有查考到关于他们亲身交往的文献记载。也许，是因为年龄实在相差太大，有半个世纪还多。况且，王思任生于北京。他父亲是个老“北漂”，医院的医生。徐渭去世时，十八岁的王思任还在京师的灵福寺（遗址在今八宝山公墓以西）读书。第一次踏上越地故土，是王思任七岁时，在他父亲转任江西益王府医官之际，随父亲顺道到老家山阴扫墓。徐渭去世后不久，王思任曾陪伴母亲回乡省亲，在老家居住过两年。三十七岁时，王思任回老家购置新居。此后，除了在京师及浙赣鲁等地当官以外，大多居住在山阴故里。而那时，不合时流、性情狂怪的徐渭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穷秀才，人微言轻。当然，作为“越中十子”之一，在当地也有一定的声望，但在上流社会却没有什么知名度。以青衿终老的徐渭，在去世前两年自编自刻的《徐文长集》《阙编》也是聊胜于无，知者阅者，想必寥寥无几。在罢官回乡之前，王思任不知道世间还有个徐渭，与自己脾性如此相似。
不难推测，王思任和徐渭的心照神交，是在袁宏道竭力推介徐渭并使之扬名天下之后。没有人知道，与徐渭有着相仿的习性、心态和信仰的王思任，当他最初品读到徐渭的诗文书画时，是不是也像袁宏道那样欢呼雀跃，夜不能寐。但从他的一些小品文中，可略窥一二。他把徐渭与王世贞、汤显祖并称为“明代三高士”。对徐渭的诗文，他在《徐文长佚稿序》中，赞誉其文笔“口无旧唾”，让人“目不再览”，全篇充盈着他对徐渭的敬仰之情。王思任对徐渭书画钦佩不已，常以“羲之后裔”自居。他在《题徐文长花竹手卷》中，称“天池开口栴檀，落笔锦玉”。对徐渭的戏曲，也是推崇备至，他在《批点玉茗堂叙》中云：“《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由此表明，王思任之于徐渭是心有灵犀，真不愧为隔代知音。
再来看徐渭和张岱。论辈分，他们起码相差四五代，但徐渭与张氏家族的交往很早。徐渭和张岱的高祖张天复（号内山）、曾祖张元忭（字子荩）父子俩的关系很特殊：从亦师亦友到救命恩人，再到陌如路人。徐渭比张天复小八岁，两人曾经是县学里的同窗好友，还一起参加过乡试。后来，张天复考中进士，在官场上声誉颇盛，从礼部主事到云南按察副使，再到甘肃行太仆卿。此时，徐渭曾试着对张“执弟子礼”，但张因其才高名显而始终将徐渭视为友人。在徐渭的《张氏别业十二首·内山》中，题咏并点赞了张府的十二个景物，他与张天复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跃然纸上。徐渭比张元忭大十七岁，两人都是王阳明嫡传弟子季本的学生，素有“同门”之谊。徐渭在京游学或作幕时，是张府的常客、座上宾。当徐渭生活宭迫时，张氏父子常常或慷慨资助，或馈赠物品，对其关照倍至。当徐渭因杀妻而身陷囹圄时，张氏父子四处奔波、倾力营救，才得以使徐渭以“误杀”定案而被假释出狱。张元忭还向山阴知县竭力推荐并促成徐渭受邀与其续修万历《会稽县志》，并诚邀其赴京当“门客”，以其卓越之才获得生活之资。后来，他们俩因个性、地位等差异而导致龃龉不和，乃至疏远反目。但不管怎么说，徐渭始终视张氏父子为恩同再造的“贵人”。在《畸谱》中，徐渭将他们列在“纪恩”之列，在《送张子荩会试》《祭张太仆文》等作品中，他对张氏父子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徐渭去世后四年，张岱才出生。与王思任不同，由于徐渭与张氏家族的世交至深，张岱自幼便从祖辈、父辈口
二
中或乡里坊间听说过徐渭的奇闻轶事，对徐渭极为敬佩，对其书画诗文几乎达到痴迷的地步。他在《跋徐青藤小品画》中说：“余亦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足见其对徐渭书画评价之高。年少时，他还模仿徐渭写诗，并遍搜其诗文，编纂成《徐文长佚稿》，恳请王思任审阅并作序。
王思任与张岱的爷爷张汝霖是同科进士，情同手足，结下世交。王思任比张岱大二十多岁，文笔放纵诙谐，敢于针砭时弊，考中进士后，仕途偃蹇不顺，五十年内“三仕三黜”，大约有一半时间闲居老家。其间，他曾将张岱收为“门生”。张岱非常敬重这位年高德劭的先生，对他的诗文书画更是服膺于心。他在给《王谑庵年祖》的尺牍中，欣然接受王思任对《徐文长佚稿》（原稿）“大加删削”的建议，认为先生说的“选青藤文，如拾孔雀翎，只当拾其金翠，弃其羽毛”言之成理，心悦诚服。有一次，他偶得王思任的一幅草书，如获至宝，“纬止珍爱，亦如萧翼赚出兰亭，掩藏疾走”。
二
从文脉理路来看，徐渭与山阴“两庵”的共性是：“不羁的灵魂与无奈的际遇”并存。他们三位都置身于社会大变局的时代，都历经了炽烈后的虚空与郁闷，都身处无奈与尴尬的境地，都在乱世中追寻洁身自好。在阳明心学的驱使下，他们心有灵犀，血脉里涌动着“本色真我”的价值取向、“超然物外”的审美意象，以及“深感幻灭”的末世心态，三者耦合，催化升华，产生了异代同声的交融共鸣。而这种“交融共鸣”的内在底蕴是文脉赓续、血脉相融的隔代回响。
这种隔代回响，彰显在精神风骨的相似性。
一是矢志报国的情怀。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肆虐。一介布衣的徐渭“位卑未敢忘忧国”，毅然投奔胡宗宪幕府，不仅为胡大帅出谋划策，巧施妙计，诱捕擒杀倭寇首领汪直，还多次亲身参与发生在宁绍一带的抗倭战斗。他曾夹在士兵队伍中，冒险随军到前线，观察形势，谋划克敌方略。胸怀满腔报国热情的王思任主张抗击清军，对南明小朝廷的“不作为”深恶痛绝。当权奸马士英欲败退至越时，王思任拒之并怒斥道:“我乃报仇雪耻之邦，非藏垢纳污之地。”绍兴城失守后，王思任避至秦望山中，闭门大书“不降”，绝食而死。他的学生张岱是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纨绔子弟，年届知命的他面对明亡清兴的厄运，没有选择老师王思任那样以身殉国，而是隐居山野，默默地承受心灵和肉体上的双重痛苦，以笔墨寄托故国之思，顽强地完成了明史《石匮书》，表现出浓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
二是狂放不羁的个性。他们三位都具有强烈的自由意志，以及抑郁不平的“狂”“傲”心态。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生动地描述了徐渭在胡宗宪幕府当师爷时的狂放生活，说他常常穿着布衣戴着乌巾直入督府，见了胡大帅也只作揖不跪拜。一次，胡大帅找他议事，他却与朋友上街喝得酩酊大醉。王思任年少时也放浪自负，踏上仕途后仍傲然独立，故屡遭排挤，最终不得不辞归故里。入清后，避世归隐的张岱，疏狂简傲的个性稍有收敛，但从他坚守气节的行为举止看，其铮铮傲骨并没有比他先生王思任有丝毫逊色。
三是嬉笑诙谐的风度。徐渭生性滑稽幽默，常以戏谑方式娱人或自嘲。在其杂剧《歌代啸》中，他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俗语演绎得惟妙惟肖，颇具滑稽性和讽刺性。他曾在《头陀趺坐》跋语中说：“人世难逢开口笑，此不懂得笑中趣味耳。天下事哪一件不可笑者。譬如到极没摆布处，只以一笑付之，就是天地也奈何我不得了。”自号“谑庵”的王思任，其诙谐个性也很突出，他在《谑庵自赞》中说自己常常“舌如风，笑一肚”。清初诗坛盟主之一钱谦益在《王佥事思任》中说王思任“性好谑浪，居恒与狎客纵酒，谈笑大噱”。张岱从小是个善对对的“幽默小精灵”，在他的《夜航船》中，段子式的幽默俯拾即是。古稀之年，他效仿徐渭《自为墓志铭》，被后人称为是以“佯死”告退人间的“末世幽默”。其实，他们的诙谐与戏谑，是对现世抑郁不平情绪的宣泄，留给后人的是一滴滴“带笑的泪”。
这种隔代回响，彰显在审美趣尚的贴近性。
一是崇尚高雅艺趣。他们三位出身官绅家庭或书香门第，自幼聪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徐渭才艺卓绝，诗文、书画、戏剧等都独树一帜，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他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的鼻祖，也能操琴、精音律，是中国戏曲史上颇有造诣的剧作家和理论家。王思任也是“一代通才”，其诗文和书画与同时代的董其昌、陈继儒不相伯仲。张岱更是一位通文达艺的“奇才”，他通今博古，诗词、书画、戏曲、篆刻、音乐、园林以及各种民间艺术无不涉猎，有的还是行家里手。据说，他的品茶功夫甚为精湛，就连一代茶艺大师闵汶水也自叹不如。
二是钟情自然天趣。徐渭在给张岱曾祖父张元忭的感谢信《答张太史》中，在风趣幽默的语气下，流露出不亢不卑的傲然之气，还略带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在王思任的山水游记中，也是涉笔成趣，字里行间洋溢着轻松愉悦的喜剧情调。在《游峄山记》中，他将自己动物化，时而为猿，时而为蝠，时而为壁虎，时而为野人……自我调侃到了极致，真可谓庄谐杂出，趣味盎然。张岱是运用白描手法表现谐趣的高手，他最喜欢在叙述中，插上一段趣闻逸事，让人读来妙趣横生，回味无穷。
这种隔代回响，彰显在创作旨归的传承性。
在他们看来，文艺创作旨在“抒发真情，张扬个性”。徐渭认为，文艺创作要“本乎情，非设以为之”，主张率真地“表现真我，流露真情”，反对矫真饰伪。这是徐渭内蕴于心灵的“真我说”在文艺创作中的逻辑延伸。王思任与徐渭的观点如出一辙。他认为，文艺创作要以“性情”为基础、以“言己”为原则，他的《名园咏序》《醮竹轩记》《媚樵亭记》等名篇，韵味隽永，抒情深至。“崇祯八大家”之一陈继儒赞云：“王季重笔悍而神清，胆怒而眼俊。”
张岱与徐、王两位先辈的观点一脉相承，他认为，文艺创作要“自出手眼”，鄙弃“学步邯郸”。在其历史巨著《石匮书》中，寄托了国破家亡的悲愤之情，倾注着他的一腔孤情至性。这种“抒真情”的创作观，直接反映在他们的文风之中。徐渭在杂剧《四声猿·狂鼓史》中，借祢衡之口“击鼓骂曹”，淋漓尽致地展露其孤高狂放的个性、悲愤激越的豪情和刚烈倔强的气概。王思任、张岱之所以搜编、审阅徐渭的佚稿和文集，正是出于对徐渭文风的由衷喜爱。事实上，王、张两人受徐渭文风的影响极为明显。张岱好友张弘、祁豸佳的评论，切中肯綮。张弘云：“吾越徐文长，昭代诗豪，其诗酷如工部，宗子咏物诸篇又酷如文长。”祁豸佳云：“吾友张陶庵……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袁中朗之清丽，有王季重之诙谐。”不难看出，在诗文创作风格上，王思任上承徐渭，下启张岱，他们都有着灵犀般的神交和默契。
本文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