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因为在他的身上同时体现了儒家的坚毅、道家的超脱和佛家的圆融，儒释道的文化内涵在他的生命里实现了融合。在苏东坡的一生中，元丰五年（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不仅仅是因为《黄州寒食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前后《赤壁赋》等名作在这一年集中诞生，更因为在这一年，苏东坡终于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走出，驱散内心的阴霾，在静定中实现了超越，获得超然物外的欢欣与自由，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元丰三年（年）二月初一，苏东坡在长子苏迈的陪同下到达黄州。乌台诗案的风波已过，苏东坡虽暂无性命之忧，但从前途无量的朝廷命官到几无立锥之地的犯官，落差之大，非常人所能承受。初来黄州，他表面平静，但心底的悲郁很难化解。“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这样的离群索居、这样的昼伏夜出，透露出的是内心无法排解的孤独、苦闷与凄凉。元丰五年的寒食节，当遇到连绵的雨，当感到彻骨的冷，诗人心中的悲愤失望之情如决堤的江流一样奔涌而出，于是他提笔写下这首《黄州寒食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寒食节，时在初春，本应是天地间一派生机盎然，但苏东坡感受到的却是万物萧瑟的肃杀之气。就连在他初来黄州时最欣赏的、曾经带给他心灵慰藉的海棠花也零落成泥。韶华易逝，少年白头，面对流逝的春天，面对奔涌的时间，全是无力之感。第一首已是色调灰暗，而第二首则更是进一步将这种灰暗铺陈绵延。连绵不绝的雨天里，“空庖破灶”更添凄冷，而“乌衔纸”的意象更让人心惊。仕途上，“君门九重”已经埋葬了他建功立业的梦想；生活中，落叶归根亦是奢望，因为“坟墓万里”，故乡遥不可及。进退无门，穷途末路，真的是“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历代书评家对其书法成就有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它有“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的气势。然而这气势恐怕不是来自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而是来自于一泻千里的绝望。儒家文化讲究中庸，讲究“哀而不伤”，所以悲伤的情绪往往会非常克制地展现。然而，《黄州寒食帖》却让我们看到了苏东坡内心不加掩饰的伤痛与绝望，“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作为全篇结尾，让悲伤和绝望就那样生硬地矗立在那里，没有了转圜的余地。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多见的，但这并未减损苏东坡任何的光彩，反而让我们增加了一份对他的亲切感。原来，坚韧如苏东坡，也曾有过这样的脆弱心境，也曾有过这样的绝望时刻。但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在彻骨的绝望与悲伤之后，终将呈现出一种静定澄明的心境。“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风雨过后，天终究要放晴。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元丰五年的春天是多雨的，在寒食节连绵的雨过去之后，三月初七，苏东坡在前往沙湖相田的途中，又遭遇一场雨，并带给他很多内心的触动与感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完整记录了这一心路历程：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这场雨，是中国文化史上很重要的一场雨。其实，苏东坡曾描述过很多场雨，比如“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比如“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但沙湖道上这场不期而遇的雨却具有特别的意义。面对其他的雨，苏东坡只是一个带着审美眼光的旁观者，但沙湖道上的这场雨，他变成了雨中的体验者。正所谓“境由心转”，在关于这场雨的描述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雨中的狼狈，而是吟啸徐行的潇洒，是竹杖芒鞋的轻盈，是斜照相迎的温暖，是无风无雨的豁达。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归去”二字。“归去”当然可以指归向来时路，但在精神层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这恐怕更符合苏东坡此词的深意。
在这“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吟啸徐行中，苏东坡获得了内心的静定。这种静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他已经决心归隐田园，不再去计较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党派倾轧。他不再是那个“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太守，他不再需要鲜衣怒马的衬托，此时此刻，他明白，其实竹杖芒鞋才会让生命更轻盈。至此，折磨苏轼两年之久的乌台诗案的阴影终于彻底消散，他决心远离庙堂，在黄州过隐逸于草野的散淡生活。心有了归属，自然能够获得平静。
第二，苏东坡在内心完成了对于自我的判决，他自认是无罪的。他虽然杂染佛道，但儒家思想始终是底色，在《与李公择》中，他表白：“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在《与滕达道》中也表白：“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经历了乌台诗案这样的生死勘问，苏东坡也渐渐想明白，有些风雨是无法躲避的，更重要的是要在风雨横逆中保持镇定从容。而“道理忠义”“有益于世”就是他处世的信条，就是他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内心支撑点。政治上的自我平反转化为人格上的壁立千仞。关于这种心理调适的轨迹，近人郑文焯有深刻的体认洞察，他在《手批东坡乐府》中评价《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意义：“此足徵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
水月辉映中，鹤渡寒江去
中国文人的名字往往会和某个地名呈现紧密关联。就如屈原与汨罗江、陈子昂与幽州台、崔颢与黄鹤楼、辛弃疾与郁孤台，而提到苏东坡，这个关联最紧密的地名应该就是赤壁。在元丰五年的七月十六日与十月十五日，他两次夜游赤壁，并创造了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
《赤壁赋》中有一组典型的意象——水和月。“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最初，水月是纯粹的自然背景，苏东坡和朋友置身其间，获得了极大的愉悦。“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然而，在洞箫呜咽的幽鸣中，悲伤开始一点点蔓延。吹箫的道士名叫杨世昌，他心中的悲伤主要是因为意识到时间无情的流逝，连“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一代枭雄曹孟德都不复存在，更何况江渚渔樵之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平凡而又短暂的生命不值一提，难免让人悲从中来。
面对这一问题，苏东坡以水月为喻，提出自己的见解。“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江水不停奔流，但长江并未离去；月亮呈现阴晴圆缺的变化，但并未真的消长。所谓“变与不变”，如果从短暂的时间看，变化存在于每一个瞬间，但是如果从长时段来看，永恒则在其中呈现。无数的“变”组成了“不变”，无数的“瞬间”组成了“永恒”。所谓的完美和圆满终究会过去，所谓的残缺和遗憾也会得到弥补，所以不必执着于得失浮沉，而更应该随缘自适、达观处世。明白了这样的道理，苏东坡和朋友冰释胸中块垒，“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这舟中酣畅的夜眠，展现的是与苦难和解的姿态，是超然物外的洒脱自在。
《后赤壁赋》中也有一个典型的意象——鹤。十月十五的冬夜，夜色很美，“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在这样一个月白风清的良夜，大家兴致很高，决定“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水和月的意象再次出现。只是这一次，苏东坡不满足于泛舟江上，他决定攀到山上去看看。于是，在没有朋友相随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人“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登高望远，划然长啸，虽然得到山鸣谷应，但是却感觉到“悄然而悲，肃然而恐”。也许彼时彼刻，那些构陷的谗言、御史台的审问，一幕幕重现眼前，让人心惊。但是，就在这“时将夜半，四顾寂寥”之际，一只鹤“横江东来，戛然长鸣”。这只鹤不是无缘无故而来，它代表的是清雅孤傲、不与世同流合污的精神坚守。在当夜的梦中，苏东坡梦见了一个羽衣蹁跹的道士，究竟是道士化为了鹤，还是鹤化为了道士，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鹤一道引领他走出心中的困顿，走向精神的高蹈。万物同宗、殊途同归，就算是贬谪之途，何不顾而乐之？
黄州的岁月，对于苏东坡而言有着烈火淬金般的意义。元丰五年，寒食节的凄冷，催化他的痛苦乃至绝望；三月七日，沙湖道上那场不期而遇的雨，让他在阴晴晦明的对比中体悟静定平和的心境；秋冬两次夜游赤壁，水月辉映、鹤渡寒江的意境让他获得超越的哲思和达观的态度。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我们回顾苏东坡的元丰五年，可以感受他的悲喜，可以领悟他的豁达。不因流放的痛苦而沉沦，不因生活的苦难而低头，不因名利的得失而踌躇，更多的是理性地思考、乐观地高歌、豪迈地进取。生命的底色也许本是苍凉，但是仍然要竭尽全力，赋予它色彩，赋予它温度，赋予它生机，赋予它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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