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汉朝末年，建安时期，社会动荡不堪，战乱给百姓文人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全感。
彼时，文人的心态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文学环境进入了一个自觉时期，“重个性，求华美”的文学思想影响了建安文人的创作心态。
建安文人为了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拯救百姓，创作了大量政治理想高昂、极具悲剧色彩、极具个性的诗篇文章。
一时之间，建安风骨盛行于世，建安文学登上了历史舞台。
文学既是所处时代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也与人民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建安文学既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也改变了社会的发展方向。
在建安文学盛行之时，还涌现了一批以建安七子为主的著名文人。
社会动乱统治者的爱好共同促成了建安风骨的形成
建安风骨又称汉魏风骨，是汉魏年间的文学风格，该文学风格极具悲凉色彩。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战争不断，原来的政府已经无法为百姓提供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了。
彼时，人民流离失所，宦官外戚擅权，土地兼并严重，自然灾害频现，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这样混乱的环境使得原本繁荣昌盛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在这国破家亡之时，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军揭竿而起，带来了一轮又一轮的战乱。
在此期间，出现了许多求霸业而不得志，想报国而无能为力的文人。
这些愤慨之人与战乱的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了一幅悲壮激奋昂扬的社会图景，这种社会现实为建安文学奠定了创作基调。
当时，文坛涌现了“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为主的著名文人。
他们的风格极具悲凉色彩和阳刚之气，共同构筑了建安风骨的特色，为后世人所效仿。
孔融曾因少年让梨而名垂千古，早年在征战的过程中，加入了董卓的部队，后来投奔曹操成为了曹魏政权的座上宾，后期因劝曹操攻打刘备而被处死。
孔融的笔锋辞藻华丽，颇具诙谐意味，陈琳书写了大量现实主义作品，用笔墨记录了繁重徭役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他的笔风深刻。
而王粲和阮瑀则花了大量笔墨描写受战争侵扰的百姓生活，他们共同揭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引起了当时百姓的共鸣。
建安七子创作内容的重要主题之一是离别，他们从亲人之情、家国之情、爱人之情等诸多方面表露出了真情实感，书写了战乱时代下离别的苦楚。
例如王粲的《从军诗》其二“征夫怀亲戚，谁能无恋情？”
徐干的《室思》中的“良会未有期，中心摧其伤。”
阮瑀的《七哀诗》中的“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
均体现了这一主题。
三曹与悲凉的建安七子不同，曹操父子的诗文更加注重表达个人理想和进取精神，曹操笔下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就生动的抒发了壮志未酬，人生短暂的悲凉心境。
建安风骨集雄壮、悲凉、阳刚、慷慨为一体，共同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建安诗风。
建安风骨的形成既与时代背景有关，也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有关，曹家父子凭借政治军事上的优势逐步统一了中国黄河流域。
曹氏父子酷爱词章、广纳贤士，塑造了一个以曹操为首，以邺都为中心的文学集团。
钟嵘的《诗品》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都体现出了曹操父子滔天的权势和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当时，有一大批文人为了迎合曹操父子的审美，创作了许多类似的文章诗篇，这也为建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建安文学的悲剧性格与悲剧情感
建安文学的悲剧意蕴既来自于诗人的悲剧情感，也来自于诗人和时代的悲剧性格。
当时社会环境动乱，民不聊生，文人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产生了悲凉的想法，他们在意识到自身的处境之后，在诗文中表露出了自身的忧郁与恐惧。
这种蕴含在诗人思想层面的悲剧意识成为了诗人悲剧精神的起点，也成为了赋予了当时文学作品一层悲剧的面纱。
建安时代的诗人一方面想通过写诗写文记录悲惨的社会现象，表达个人心中的悲苦，又想通过诗歌抵制这种悲伤，扫清颓丧之气，建功立业。
因此我们在看建安时期的作品时，不仅能够感受到诗人的惶恐与哀痛，也能够感受到诗人的抗争意识。
在这一哀一乐的情感转换中，诗人的悲剧感受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
建安诗人的悲剧情感是特定时代政治环境下的产物，他们受环境所影响，又反过来定义环境。
动荡的时代赋予了建安诗歌悲剧的气氛，而建安文人又通过自己的主观情绪和主观意志将社会万物笼上了一层悲剧面纱。
例如曹植的《磐石篇》、阮瑀的《苦雨》都不同程度的将山雨笼罩上了惆怅的面纱，诗人将自己的情感映射在山水之间，塑造了一幅情景交融的悲剧画。
建安文人在创作的过程中进行了诸多反思，他们质问苍天，质问大地，为何人的性命如此脆弱，在转眼间就能灰飞烟灭？他们质问天道，为什么那么多黎明百姓都死在战争之中？
他们在质问的过程中体现了对生命本体的忧虑，也体现了对人生、自然、社会和宇宙的忧虑。
曹植在《箜篌吟》中说“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眠谁不死，知命复何忧”。
这既体现了他对于宇宙万物的探索精神，也体现了他在生死面前的无能为力，这种对人生、社会、自然、宇宙的忧虑，也体现了建安风骨悲剧的美学色彩。
建安文学的悲剧色彩如今已成为了中国文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建安文学是古代诗坛的一座艺术高峰，对六朝文学和唐诗的形成意深远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的高峰，也是无数文人推崇备至的文风，建安文学总两汉之菁英，开六朝之先路，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史来说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建安文学诗歌的题材、体裁为后世文学立下的标杆，六朝和唐朝时期的文人不仅会模仿建安文学的题材，也会模仿建安诗歌中的内容与意象。曹操的《观沧海》和曹丕的《芙蓉池作》用了大量笔墨描写山水。
六朝诗人也同样在先人创作的基础上对于自然意象进行了二次创作，时间进入到唐朝之后，一股学习建安风骨的诗歌变革之风再次出现。
以陈子昂为代表的唐初诗人也身体力行的对建安诗歌进行了模仿研究以及再创作，陈子昂认为唐朝初年的诗文充斥着形式主义色彩，没有反映社会现实，这不利于文学的发展。
为了改变这一情况，陈子昂极力推崇建安诗歌，倡导人们摒弃浮靡的风气，学习建安诗歌的刚建、雄迈的语言风格，多创作具有“风骨”的作品。
李白对于建安文学同样极为重视，他是陈子昂之后又一个倡导建安风骨的著名文人，他曾在一诗中写道“其道文壮节，抑扬怨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
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他的诗词刚健有力，豪迈雄壮且自由洒脱，一样具有建安风骨。
杜甫与李白一样，也对建安文学极为赞许，他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同样吸取了建安风骨的一些重要元素。
唐朝时期的诗人不仅喜欢研究建安文学、评论建安文学，而且还喜欢在创作的过程中，直接学习模仿建安文学。
我们在阅读唐朝诗人的诗篇的时候，也能够从内容艺术、表现手法等诸多方面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例如建安文人喜欢写现实题材、戍边题材、爱情题材、离别题材、弃妇题材和抒发豪情壮志的诗，而唐诗中也涌现了大量以此为题材的诗。
建安诗人喜欢托物言志，用花草树木、山川河流来表达个人的政治热情和建功立业的抱负，这一点也在唐诗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例如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所写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极具建安风骨，表现了个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与气愤之情。
建安文学独具时代，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极高，它既反应了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悲剧色彩，也为后期文人创作提供了诸多创作灵感。
参考资料：
《登幽州台歌》
《观沧海》
《芙蓉池作》
《箜篌吟》
《室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