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朔曾在一篇名为《我看王朔》的文章中如此评价自己：“王朔浪得虚名主要是靠他那批以调侃语言为主的‘顽主’系列……当代北京话、城市流行语，这种种所谓以‘调侃’冠之的语言风格和态度，是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街头瞎混的小痞子、打麻将打扑克的赌棍、饭馆里喝酒聊天的侃爷们集体创造的。王朔仅仅是因为身在其中，听到了，记住了，学会了……”
在学者许子东看来，王朔借用《顽主》中的对白，“先把自己的职业‘流氓化’了”，并更进一步去讽刺作家、领导、审美标准以及其他一切正在流行的东西。追求救世、激情、奋斗、牺牲，这是“积极自由”，但是和平、世俗、自由、无为也是同样需要保障的“消极自由”。积极地追求“消极自由”，就是《顽主》背后的主题。
下文摘选自《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作者许子东，原标题为“王朔《顽主》《动物凶猛》‘流氓’的时代”，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一
“英雄派”“世俗派”“流氓派”
“英雄派”“世俗派”“流氓派”，三个概念都打上引号，说明都不是严格的学术话语，而是一种会议论文之外同行聊天中的说法。
“英雄派”就是主人公（及作家）在作品里做英雄状。比如在几十年家族苦难中忍辱负重，一直还苦读《共产党宣言》（《古船》）；又比如用革命话语阐释理想和精神——（《金牧场》《心灵史》）；还有称颂同伴光荣牺牲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梁晓声）。在某种意义上，《红高粱》也是充满英雄气息的硬派风格，责骂自己，崇拜前辈。甚至《平凡的世界》，写的是底层人的梦，但最后主角还是要模拟英雄，重回煤矿。
电视剧《红高粱》剧照
“英雄派”的北方小说是当代文学的主流之一。
“世俗派”就是主人公（及作家）做俗人状。人物是普通俗人，主题重视世俗价值。比如《棋王》，“我”、脚卵、王一生都强调民以食为天。再比如《插队的故事》，知青也好，农民也好，都是少英雄，多凡人，少豪情，多无奈。往传统上追寻，“礼失求诸野”的汪曾祺的小说也追寻衣食住行、男女情欲。
做英雄状的，可能真是英雄；做俗人状的，其实是大雅之俗；做流氓状的，是不是真的流氓呢？《错误》写一帮知青为了一顶军帽大打出手，行为很像流氓，但是打斗和叙述当中又透出某种很高的江湖道德标准。之后还要读王小波，整天写做爱细节，在交代材料里详细汇报乱搞男女关系的姿势，看上去也是缺乏廉耻，没羞没臊，可是学者陈晓明称他是“在荒诞感中表达一种自由的价值”。
更典型的“流氓状”是王朔的“痞子文学”。王朔给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冲击，一是嬉笑怒骂、玩世不恭，属于一种奇特的抗议反叛姿态。二是毫不忌讳文学的商业属性。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王朔文集》，因为作者要求，采用版税而不是稿费制。50年代建立的文学制度，“存稿费、废版税”曾经是一个重要基础。张志忠后来评论“王朔，则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个体户”，意思是王朔虽写干部子弟出名，却是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明目张胆的破坏者。三是，王朔小说在表现北京“大院文化”时，戏仿、延续和解构了当代中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迥异于当时流行的一套话语系统、一种语言风气。
王朔（—），满族人，生于南京，自幼住在军区大院，后来在北京读小学、中学。年，入伍海军。80年代开始写作，因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而出名。王朔，本名王岩，也有报道说他小名叫“锵锵”。在小说《看上去很美》里，有个人物叫“方枪枪”。王朔上过《锵锵三人行》。他一上节目，窦文涛和梁文道就没机会说话了，基本上是王朔一人独白。谈话中像加了很多“标点符号”，后期要不断消音。剧组有人开玩笑：王朔来过，就像打了野战，没法好好做事了。
王朔（右一）参加《锵锵三人行》节目
题外话：英雄、俗人、流氓这几种“范儿”，张承志、阿城、王朔，正好也是这一辈中国作家中说话最有感染力的。张承志是激情、有号召力；阿城是冷幽默，不经意就冒出金句；王朔是嬉笑怒骂、玩世不恭，说话像开了水龙头，拦也拦不住。
二
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顽主”
嬉笑怒骂、玩世不恭是王朔成名作《顽主》的基调。《顽主》年发表在面目严肃的老牌期刊《收获》上，反差很大。年轻人于观、杨重和马青办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三T”公司，专门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简单说就是“出气包”公司。具体工作，比如有个男人不愿和女友刘美萍约会，一时又摆脱不了，就请杨重顶替，假装拍拖（要有职业道德，还不能真拍拖）。马青在一个少妇的公寓里，代替她丈夫，假装吵架，当然主要是要被少妇骂，不能反抗。还有“作家”宝康，想得奖没机会，“三T”公司就帮他组织（假造）一个“三T”文学奖。
电影《顽主》
《顽主》的各位主角，从小说角度看，其实没有一个是性格特别的，故事情节也不算复杂曲折，作品能在80年代一下子引起广大读者和同行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