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一生的75年间经历了唐代宗到唐武宗九个皇帝，官至刑部尚书，留下的文学作品近百万字。
这其中，诗歌约首，在当代诗人中可算个中翘楚。而让世人更为探究的是，其在当时的*派之争中，居然可以“安然无恙”。其实，从他的诗歌中，便可窥知其中原因。他远离矛盾，采取“中庸”之道，以一种“度身世外”的超然姿态，绝不参与*争。
天宝十四载（公元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这场叛乱更是持续了八年之久。原本积蓄已久的各类矛盾，及社会危机瞬间激化，使得当时大唐的国力、民生都遭到了重创。《旧唐书·刘晏传》记载，“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一片萧条凋残惨状。
自此，藩镇、宦官、朋*成了当时社会的“横行势力”。
贞元十九年（公元年），白居易任职任校书郎。于是，注定了其仕途生涯不可避免要纠缠于派系之争。而战争前后的巨大社会反差，也让其心态瞬间被扭转了。都知道，诗歌是抒发心志、理想的载体，要真正读懂诗人的作品，就需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洞悉诗人的创作动机，才能把握诗人所表达的情感。
当时，不少文人无法“置身事外”，作品或多或少都会感慨时事一番，可是，白居易却是一个“另类”。
白居易所处时期，最重要的*治事件当属牛李*争了。牛李*争，又称“朋*之争”，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之间争夺权势的宗派斗争。
“牛*”，大多科举出身，门第低微，勤学苦读获取一官半职，属于庶族地主。
“李*”，大多世家出身，门庭显赫，依靠背景进入官场，属于“门荫”出身。
从表面上看，是“庶族”和“士族”的争斗，但其实，两*在*治见解上的分歧也很大。
矛盾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何种途径选拔官僚，“牛*”力推科举，“李*”坚持“门第出身”。当时，李德裕的观点是，公卿子弟自小熟悉官场，做官自然就轻车熟路。
第二，在藩镇问题上，对于不听话者，“李*”主张以“打”立威，而“牛*”则要息事宁人。
除此，两*之争，不可避免会牵扯个人恩怨。一方上台，另一方被踩在脚底。因此，“牛李”两*在唐穆宗、唐宣宗时期，轮番掌*，相互倾轧，进一步加剧了统治危机。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治史述论稿》一书中，列举了大量史料。
可见，当时的*局，由于*治势力的对立，动荡异常。
那么，白居易的立场呢？
简单来说：中立、调和。
而陈寅恪先生却论定，白居易为“牛*”。因为，有学者从其门第出身、官场态度、仕途命运，以及其诗集举证。
就诗歌来看，他和“李*”生分，文字上的“交往”，只有一首《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
剪削干芦插寒竹，九孔漏声五音足。近来吹者谁得名，关璀老死李衮生。衮今又老谁其嗣，薛氏乐童年十二。指点之下师授声，含嚼之间天与气。润州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发声。山头江底何悄悄，猿声不喘鱼龙听。翕然声作疑管裂，诎然声尽疑刀截。有时婉软无筋骨，有时顿挫生棱节。急声圆转促不断，轹轹辚辚似珠贯。缓声展引长有条，有条直直如笔描。下声乍坠石沉重，高声忽举云飘萧。明旦公堂陈宴席，主人命乐娱宾客。碎丝细竹徒纷纷，宫调一声雄出群。众音覙缕不落道，有如部伍随将*。嗟尔阳陶方稚齿，下手发声已如此。若教头白吹不休，但恐声名压关李。
尽管，他让自己避免陷入*治上的争斗，但外界的这些纷争必然会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而白居易的创作自然离不开他的仕途背景，分析对比其诗歌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和阶层的某些特质，因为，那个时代造就了他，以及他眼中的世界和他正直向上的心态。
对比之下，白居易的诗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变化：
首先，内容的变化。
长庆二年以后，他的诗歌中少有反映时事，题材大都集中在山水、友人思念等感伤、闲情之作。
虽然，他因病被免苏州刺史，但并不感伤自己的遭遇，反倒诉说自己的“知足”：
“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
——《白居易集》之《序洛诗》
除此，他更是屡屡以作品抒发其对所处时代以及自身的满足：
“我今对鳞羽，取乐成谣咏。得所仍得时，吾生一何幸！”
——《春日闲居三首》之二
“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如我优幸身，人中十有七。如我知足心，人中百无一。”
——《狂言示诸侄》
其实，这些诗在后人眼中，少了“豪迈”沦为了“庸俗”，除此，他还有不少“乏味”的创作。
“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消。”
——《闲眠》
甚至于，他还公然支持庸人哲学：
“世间尽不关吾事，天下无亲于我身。”
——《读道德经》
由于，这的些大量类似“庸俗”之作，他也被人批评晚年堕落，只顾自身生活安逸，惘视当时社会现状。当然，也有人认为，他只是用诗歌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些不过是其生活和心态的自然描绘罢了。
但写诗的目的，终究是其心态的一种文字表象。
他的*治立场是“中立”，作品自然会远离“*治”，若是抒发不满，就等于是一种指责。
既然选择远离，那作品必然会“庸俗”了。
但这种“知足”，何尝不是一种“不满”的“变体”？
张安祖先生曾分析过，他是以表面上的“乐”来粉饰自己内心的“忧虑”。他不愿意和这些“势力”“共事”，虽以隐居方式来“逃避”现实，但心中的“理想”却是无法“疏解”，只得依靠自身力量，尝试用“俗人”的心态去看这个世界，用“知足”的认识让自己“平庸”。
可是，效果并不理想。
于是，白居易转而寻求精神的慰藉，如：参禅、学道和饮酒。就如《对酒闲吟，赠同老者》所说：
人生七十稀，我年幸过之。远行将尽路，春梦欲觉时。家事口不问，世名心不思。老既不足叹，病亦不能治。扶持仰婢仆，将养信妻儿。饥饱进退食，寒暄加减衣。声妓放郑卫，裘马脱轻肥。百事尽除去，尚馀酒与诗。兴来吟一篇，吟罢酒一卮。不独适情性，兼用扶衰羸。云液洒六腑，阳和生四肢。于中我自乐，此外吾不知。寄问同老者，舍此将安归。莫学蓬心叟，胸中残是非。
其次，艺术形式的变化。
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中鲜有七言古体诗。这种诗体，主要用来叙事以及抒发豪迈情感。只是，那时的他，深受*争的影响，拒绝议论*事，情感很是平静。所以，很少创作七言古诗。而是创作了大量、篇幅短小的近体诗绝句。
除此之外，面对朝中“甘露事变”这样的重大“*事”，他依旧平静，所写的《感事》，便是五言古诗。
服气崔常侍，烧丹郑舍人。常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尘。每遇凄凉事，还思潦倒身。唯知趁杯酒，不解炼金银。睡适三尸性，慵安五藏神。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
正如：“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由此可见，他对于朝中发生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已经“无动于衷”，或者说，他对朝廷已经不再抱有什么幻想，所以，“懒得啰嗦”。
最后，表现手法的变化。
其实，他还创作了大量的寓言诗，如《池鹤八绝句》、《鹤答鸡》、《乌赠鹤》等。他之所以如此创作，是想用这样的形式，隐晦表达自己的观点及志向。
虽然，他憎恶官场上的虚伪、贪婪及庸俗，但却“受困”于官场的影响，处境极为尴尬。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主张——“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而是采用这种方式来说出自己的“爱憎”。
由此可见，白居易在*治上的态度转变就是因为*派之争，他看清了官场的“黑暗”，彻底对*治失去信心，最后，不得不选择逃避。所以，其后期的作品中基本不涉及*治，与其前期作品《新乐府》、《秦中吟》，这些富有斗志的诗篇就形成了对比。
虽然，那些作品通篇充满着“满足感”，但却无法真正感知轻松，一种低迷的情绪始终挥散不去。
其实，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白居易纵有豪情壮志，也只得压抑在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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