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山独鹤
清代位列“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在《题遗山诗》中有一句名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意思大约是，在国家遭受不幸之时，诗人却是幸运的，因为诗人所吟乃是国家遭遇之危难变故，故情之所至其吟诗句必工整考究且每有佳句诞生。后来又有了“江山不幸诗家幸”的另一说法，以“江山”代替“国家”，似更为考究也更富有诗意。
这是一句极富争议的名言。对于此言，我想诗人们必当深表理解和感同身受。在江山社稷、国家民族出现危难不幸之时，诗人有了创作诗篇的大背景、大题材、大情感因而便是大机遇，故常能出佳作杰作留下千古传唱之名辞佳句，这不是“幸事”又是什么呢？不过一般人恐怕不“待见”：如何在国家民族遭遇危难不幸之时，尔等诗人们却欣庆碰上“幸事”？尔等以国之不幸作为形诸笔墨之祭，还有无家国情怀和创作底线？稍安勿躁，孤鹤君不妨在此略谈一二。
一、史上寓意深、成就高、影响久远的诗作多诞生于国难之时
中国历史上固然出现过太多著名诗人和佳作，然而纵观诗词发展史，我们必须说，那些具有家国情怀民族大义、能发蒙启蔽发人深省的“国难”之作，更能流芳百世为世人代代传唱。“国难”既是创作的背景，亦是创作的依托。“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吟唱，便发生在战国时期燕国为秦所亡，荆轲决然为知己燕太子丹慷慨赴死刺杀秦王，行前与太子丹所率文武公卿在易水河边挥泪诀别之时；岳飞的千古名篇《满江红》诞生在北宋为金灭，南宋*权亦处在风雨飘摇的纷乱时期，其时岳飞“怒发冲冠”，“仰天长啸”；“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出自谭嗣同的名作《狱中题壁》，正是列强横行、山河破碎、变法图强的国难时期；在年代末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面对国民*反动派高举的屠刀，夏明翰慷慨写下《就义诗》，发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壮阔豪言；“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是年冬江南游击战期间陈毅元帅在梅岭被国民*四十六师围困时写下的铮铮誓言……
没有人愿意看到国家民族有难，更没有人愿意看到在国家民族蒙难之时，只有置身事外的漠然看客；所幸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能记住的那些堪称中华伟男女的杰出诗人不是看客，他们不仅有驰赴国难勇克时艰的高行义举，还用诗篇诉诸着家国情义、民族气节，激励感动着千万民众！屈灵均身为士大夫，一生情系楚国、心想民众，“虽九死其犹未悔”；岳鹏举“精忠报国”四度从*，血战沙场，何等“壮怀激烈”；文履善殊死抗金，屡拒劝降，终“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放翁“位卑未敢忘忧国”，毕生为国奔走却壮志难酬，留下“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的悲叹；林文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殚精竭虑，报效国家；秋璇卿巾帼不让须眉，英勇革命，“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刘伯坚为革命坚贞不屈，虽“带镣长街行”，却“志气愈轩昂”；陈毅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畏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纵然“大雪压青松”，仍“青松挺且直”……
相较之下，一生沉湎于歌舞之娱男女之欢的柳永，偏爱赏花弄蝶怜香惜玉的晏殊，不厌倾泄闲愁寂寥相思离别的秦观，尽管他们的诗作亦流传千年，然成就名望却远不及屈苏辛陆等大家，也不强于“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婉约派女神易安居士，甚至未必强于同样耽于宫阙之欢而误国之南唐李煜后主。若问何故，实是由情怀、视野所拘定之格局与担当蹇缺所致。柳耆卿虽出身官宦世家，却终日出入歌楼酒肆，沉醉于听歌买笑、眠花宿柳的狎猥佻佞生活，其诗虽开宋词全面革新之先河，却也只是对羁旅行役、风月声色等寻常风物的工笔刻画。晏同叔长期贵为朝廷高官司理*务，且诗作甚丰，然其作品不过抒写酒足饭饱之后的娱宾谴兴和描写男女相思、离情别绪之主题；即便在抗击西夏这样的重大国事时，虽有奏请仁宗献纳四计、堪为平定西夏有功之臣，却并无一诗一文覩记此事，着实让人不解。至于号称“苏门四学士”、雅列“苏门六君子”之一的秦少游，虽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但不论胸怀气质，还是诗词文赋邃养，皆难以望东坡居士之项背，难怪元遗山称其诗作为“女郎诗”！
对于中国历史上那些具有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的诗人，我们当称他们为“真汉子”、“伟男人”，但柳永晏殊秦观们显然不可担代如此嘉称和殊荣。
再者，若以诗词流派来看，亦同样能说明很多问题。众所周知，唐宋诗词史上有多个流派，如花间派、婉约派、豪放派，以及田园诗派、边寨诗派等，可谓流派众多，古代诗歌之繁荣由此可见一斑。但其实无须排列这么多流派。
花间派因以旅愁闺怨、合欢离恨的男女燕婉之私为内容，完全可以与同样以此为长的婉约派并为一门，事实上温庭筠、李煜等也早已被纳入婉约派中。而边寨诗派实也可纳入豪放派中，这不仅因大漠边关，孤城万仞，西风萧萧的一派壮阔苍凉景象，使得该派作品诗风悲壮，格调雄浑，本就具有阳刚血性之气，更何况该派本就有许多诗作诉说边疆战事所带来的离别、思乡、闺怨等，其中不乏抒发爱国情怀的豪迈作品：如王昌龄《出塞》中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岑参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中的诗句“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高适《蓟门行》中“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至于田园诗派则因其怡然自得超然洒脱的诗风当可并入闲适派。这样名目繁多的诗词流派就简化为婉约、豪放和闲适三派，这是张常工在《中国文学史》中的赅括，足见十分精要和恰当。
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看，若论诗作的格局和成就，当是豪放派完胜其它两派！答案不言自明：盖因该派诗作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宏大主题，对此恐怕不应有什么异议。
不妨以婉约派与豪放派做个简单比照。婉约派诗作素以曲折委婉、绸缪宛转见长，多抒发离思别愁、闺情绮怨，有“婉美”“阴柔”之美，诗者可谓个个都是“多情种子”。但是，请别以为豪放派的诗人都是寡情薄义不解风情之粗汉，殊不知他们也是有血有肉食人间烟火的性情中人，在他们雄浑铿锵的诗句背后亦有一颗绵柔之心；他们将一腔柔骨之情都倾注在山川社稷黎民百姓之上，其情之柔之深毫不逊于婉约派而情怀格局却远胜于后者。当柳永、秦观们“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时，李白、韩世忠们却“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更因“对山河耿耿”，而“泪沾襟血”。两相对比，情怀格局高下立判！明嘉庆年间朝官兼学者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有言：“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乃“各因其质”所致，很好地概括了两派的特点；但是他又言“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则显然有失偏颇。婉约派诉说的儿女情长离愁别恨固然凄美感人，但与以国家兴亡民族荣辱为己任的豪放派相比，其感动程度着实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擘析当可阐证，在国难之时以国家民族大义为主题的诗作实为史之最杰作。这里我们不妨把中国历史上那些流传千古为人熟知的壮美诗句作个简单罗列，去领略感受诗人们那耿耿爱国情怀。总体看这些诗作——
或表现国难当头为国捐躯的豪迈气概。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待从头，收拾山河，朝天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缟素酬家国，戈船决生死”、“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诗人们慷慨的爱国情报国志，足以惊天地、泣*神！
或抒发忧国忧民的悲悯之情。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向北望星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忧”、“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国破山河落照红”、“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故国伤心，新亭泪眼，更酒潇潇”、“对山河耿耿，泪沾襟血”、“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诗中浓浓的忧国忧民情怀，足以让天地动容！
或直抒郁郁不得志、报国无门的郁闷愁绪。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魄兮为*雄”、“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死去无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回首故都宫阙恨，满山秋色正愁人”、“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诗中表达出的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失落悲愤之情，让人扼腕叹息！
………
这是何等感天动地的壮美诗句！字里行间诉说着诗人对国家民族最深沉的爱，篇篇堪称爱国主义的煌煌之作。诗人们所流露出的正是人间最博大深沉和壮美之爱，它发乎诗者内心深处，叩击读者灵*，已经并将弥久感动一代又一代人。如果说这是诗人们的“幸事”的话，此言不假，这既是诗人之幸，亦是读者之幸，更是国家民族之幸！“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人间”，如此足以！
二、为何灾难之时更易高产甚至优产诗作？
这个现象值得探讨。孤鹤君以为理由大致有二
其一，哀怒悲愁之情绪对人的影响更大，而抒国难之诗作皆因愁恨之极而生。
不妨先来简短探究一下情感与诗文创作的关系。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的言行都皆受情绪情感支配，所谓情之所至、情到深处、情不自禁等，都说明了这一现象。对于情绪与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关系，中外学者名家均有探究和论述，他们一致认为，诗歌即是情感的产物，没有情感便没有诗歌。《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钟嵘《诗品》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情性，形诸舞咏。……动天地，感*神，莫近乎诗。”别林斯基说：“情感是诗的天性中一个主要的活动因素；没有情感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众多论述表明，情感抒发实为诗歌最主要的美学特征。
人固然有多种情感和情绪，然而人的“四情”（喜怒哀惧）也好，“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也罢，更易对人的行为产生即时和持久影响力的情绪，不是“喜”，而是“怒”、“哀”（或“悲”）、“忧”（或“愁”）。关于忧愁之情绪对人的影响，近代学界泰斗顾随在其诗中有言：“一从读会灵均赋，不爱欢愉只爱愁”。意即读多读懂了屈原的诗作，竟然为屈大夫心系国民的深重忧愁感所染，从此不喜欢愉只爱忧！可见忧愁情绪确实更能影响人。
可是忧愁愤懑又从何来？固然可以因日常多种变故而生，然世间最大的忧虑和仇恨，莫过于国家遭难民众遭殃。正是国家和民众的苦难让诗人们悲愤满腔而食不甘味、夜不思寐。眼见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抚古追今、睹物思人，诗人们心中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被强烈地激发，创作灵感油然而生，拊心泣血之诗句便喷涌而出！在江山社稷危难之际，寻常民众尚且愤懑忧虑，何况嗟嗟兮诗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何以“花溅泪”？却是诗人因国破家亡而泪洒衣襟；如何“鸟惊心”？实乃诗人因国家衰败、国都沦陷而胸中恨懑无比。可见，忧国之忧、愤国之愤，实为忧愤之大极！
而对于愁愤之情与诗文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国的诗者们很早便有精妙论述。《诗经》中有言：“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而且“君子做歌，维以告良”。司马迁亦言：圣贤写作“皆意有所郁积”，是“发愤之所为作”。后汉何林在《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中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男女之事尚如此，何况家国民族之恨。白居易说：“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须及鲍、谢之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诗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巨万。观其所自，多困馋冤遣逐，征戍行旅，冻绥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行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古今，计八九焉。”白居易更因此感慨“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韩愈说：“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还言“不平则鸣”，当也是因不平而愤懑失落遂而歌。陆游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明代王慎中说：“不得志于世，而寄于诗，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盖多有其人矣。”清代尤侗也说：“古之人，不得志时，往往发为诗歌，以鸣其不平”……
中国如此，西方亦如此。在西方也流传一句名言“愤怒出诗人”，虽言词语境稍逊“江山不幸诗家幸”，然意思其实差不多，可见中西方在此所见亦惊人相同。
罢罢罢，正所谓“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可见忧愤之情更有助于吟诗作词，乃今人古人之共识。
其二，抒国难时艰之作更具警世醒人之功，亦更能打动和感染人。
追求安定美好的生活乃人类天性，没有人愿意看到国家民族遭遇劫难，因为国家有难必殃及庶民，国家蒙羞亦是国人之羞。但是，人类又是在战胜一次次劫难中得以衍生和壮大的。任何国家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演进中都会出现各种灾难和不幸，一部国家民族发展史，就是一部勇克时艰除患宁难的历史。自人类社会出现后，自然灾害、疾病瘟疫、战争纷乱等便如影随形始终相伴人类，人类只能延缓、减轻而不能消除它们，但却在每一次战胜它们的经历中得到壮大和发展，正所谓如若无难，何以安宁？既有挫折，当愈挫愈强，“多难以固其国”。此为自然发展之辩证法，亦是社会发展之辩证法。
迄今为止人类所经历的每一次灾难中，必有一批时代豪杰来号召引领、去警示启迪民众抵御和战胜灾难以使国家社会重回安宁。所幸的是，这些时代豪杰必有我们的诗人！诗人们既“心之忧矣”，便“我歌且谣”，只因“君子做歌，维以告良”也！面对“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断不会“大难来时各自飞”，又如何“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君不见，他们是驰骋疆场的铁血将*如岳飞文天祥辛弃疾，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忧国忧民之士如屈原杜甫陆游，更是雄才大略引领时代风骚的国之魁杰如毛泽东周恩来及古代的曹孟德等……与寻常英雄不同的是，诗人们不仅亲身投入到拯救国难中，更用诗句去感召和鼓舞着人民。人们常说“多难兴邦”，而产生在危难中的壮阔诗篇必然也因为“兴邦”发出的最强音而独具光芒。
类似的诗意化哲言还有许多，诸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等等，其实包含着相同的哲理。这些至理名言，是醒世之言处世之道，是君臣治国之理，亦是庶民为人之道。是以，这样的名言诗篇，更能警世醒人，亦更能感动人。
人们常说诗言志，此当为作诗之本。当诗者借诗作表达报国壮志爱国豪情时，其志尤能感动和启迪人，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常常为诗人们的壮美豪言和博大情怀而泪沾衣襟！这样的诗篇，无论其高度深度，无论其艺术感染力，还是社会影响力都是任何坊间闺中、花前月下、羁旅行役、官场沉浮之作所无法比拟的。一首凄美的爱情诗篇固然能使人唏嘘动容，但一言慷慨赴死、荡气回肠的壮美诗句却能感天动地、昭启世人。所以，历史上的爱国诗人都是具有大情怀、大格局、大担当的人。
三、江山不幸诗人果真有“幸”？
这个问题还真不是简单言“是”和“否”所能回答的。首先对这个“幸”字，须当仔细推敲。何为幸？情怀格局迥异的人，必有各自的理解。对国难时期而言，胆小怕死、趋利避害之人，当认为能逃脱劫难得以苟安为幸；而忧国忧民、驰赴国难之人，必笃定能在疆场杀敌、或救民众于水火才是最幸。可见并不能一以幸字而蔽之。
即便以寻常俗众所言生活安定富足、颐年荣寿为幸之标准来搉量，那史上这些爱国诗人们恐怕多数都“不幸”。上文中我们所提及的爱国诗人很多一生过得并不好，最终的归宿也大都不幸。屈大夫毕生为民呼喊却郁郁不得志，终悲愤投身汨罗江；杜工部一生仕途坎坷，报国无门，大半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最终在奔波避难途中英年早逝，时年五十九岁；苏东坡命运多舛，官场生涯几经浮沉，却在每任上勤*为民，在多地修筑“苏堤”，以六十五岁之年过早辞世；岳武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无数次血战沙场，屡屡为国建功，却招致奸人陷害而屈死，年仅三十九岁；陆放翁、辛稼轩虽为朝廷命官，却屡遭馋陷，宦海几经沉浮，始终无以报国，终生忧愤怀郁；谭壮飞怀抱救国图强壮志，全身投入变法维新大业，失败后拒绝脱逃，以三十三岁之英年血洒菜市口，被称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刘伯坚、夏明翰为共产主义理想，面对屠刀，大义凛然，壮烈就义……
然而，寻常人之所谓不幸，在我们的爱国诗人看来却是大幸；纵然一生凄苦坎坷甚至流血殒命，也不枉为国为民之一片丹心。江山既不幸，匹夫焉偷生？对这些诗者而言，是否荣华富贵、是否得以善终，从来不是他们关心的。口说无凭，还是来看看诗人们怎么说吧——
在中国历代诗人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屈原可以称得上是言及死亡最多的一位诗人，且对死亡态度之淡定与超脱，令人赞叹；仅《离骚》中便有七次：“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佤兮”、“伏清白以死直兮”、“虽体解吾犹未变兮”、“阽余身而危死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杜甫直言：虽然“万古一死生”，但“胡为足名数”？
“世间荣辱何须道”？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
文天祥“久矣忘荣辱，今兹一死生”，坦言“人生自古谁无死”，但“留取丹心照汗青”；
即便作为女流，大才女李清照亦对“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雄”的西楚霸王项羽常常思慕不已；
谭嗣同面对死亡，“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秋瑾虽“身不得，男儿列”,而“心却比，男儿烈”，早将“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便“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瞿秋白在临刑之际，从容而吟“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追忆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毛泽东动容而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
诗人们对待生死尚且如此洒脱，何况富贵和享乐！在他们的心目中，只要国家富强、民众安乐，才是最大的快乐；只要能为国为民做事，纵使抛头颅、洒热血，必在所不辞！诗者仁心，诗者大爱，实为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当为后人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孤鹤君有诗曰：
江山不幸诗家幸？最是诗家有楚情。
青史灵规忠敏范，铁肩担义守诗贞。
写于年4月初